临近七一建党节，我在翻阅去年一次旅游拍摄的照片时，发现有一组葵花格外的令人喜爱，我把它精心的贴起来挂在客厅的墙上，方便自己坐到躺椅上观赏。看着照片，我忽然回忆起我那如同葵花向太阳一般，一心向党，为革命奋斗终生的舅舅。

我的舅舅张黑娃是陕西华州人，外婆有两个儿子，他排行老二，由于长得脸黑，外婆干脆给了个名字叫“黑娃”。我小时候家住陕西华州李家湾，他就住在对面的白石村，上世纪四十年代初，虽然全家人辛勤劳作，但家里依然穷困不堪，缺吃少穿，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又逢战乱时期，国民党政府下了征召令，规定，每个家庭有两个男娃就得有一个去当兵，丝毫不管家里困难需要劳力，直接把我的黑娃舅抓了壮丁。

舅舅是个忠厚正直、待人真诚的人，进入国民党军队后，他就抱着保家卫国、抗战到底的决心，勤学苦练，学到了过硬的军事技术不说，还练出了一身好功夫，深得上级和士兵的好评，没有几年他就由一名普通士兵被步步提升为连长，大家都叫他“黑连长”。

在军队的日子里，他一想起遥远家乡的父老乡亲还在吃苦受难，心里就很不是滋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慢慢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本质，对国民党政府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反共反人民的残酷统治越来越憎恨，对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和实际行动从内心佩服，他逐渐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产生了拥护中国共产党主张，加入共产党的念头。

通过党组织一段时间的多次了解和考验，在抗日战争期间舅舅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他用国民党军官的身份做掩护，积极投身到为了党的事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解放苦难中的中国人民而不懈奋斗的新人生中去。

随后不久，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他退伍回到久别的家乡。在家乡，他又在华州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始了他新的革命征程。如同千千万万的地下党员一样，表面上他是老实的农民，经营着家里的几亩贫瘠的山地向天讨食，可大部分时间他却是四处奔波、胆大心细的地下党员，服从组织安排，默默无闻的为党在华州的解放事业勤奋工作。那段时间，我外婆和母亲多次发现总有一个肩挑香油担子的油货郎到白石村找我舅舅，每次都打一点香油给他，不但不要钱，而且还十分客气，现在回想起来，根本不是他嘴里说的好友，也是为党四处奔走的地下同志。

舅舅与我们家常年来往密切，当年我们家弟兄三个，一家老小挤在一间挡不住风雨的土坯草房里，除去几亩河滩地的微薄收成，全靠我母亲没日没夜的纺线织布，做鞋子、衣服到集市去卖，这才勉强维持住家里的生活；我的两个哥哥为了避免被抓壮丁，逃到西安，在火柴厂当了童工，做火柴要用木材，他们就拖着瘦小的身板到山里扛木料，为的是混一口饭吃；而我因太小不能干活，被父母三次送给别人当义子……那时尽管舅舅也贫穷，却也想尽办法接济我家，我那可怜的父母亲总是拉住舅舅倾诉心里的苦水，而他总是安慰我的母亲说：“姐呀！天快亮了，我们穷人的苦日子快要到头了，将来地主老财的地都要分给咱们穷人哩”！我母亲说：“你说的啥梦话，我们就是命穷……”

舅舅的话，不久就得到了验证。家乡和平解放后，自认命穷的母亲做梦都想不到，我家能分得了地主老财的土地。直到土改工作队对我母亲说：“地主老财的竹林你去挑”，她都不敢相信。最后我家分得了地主家两亩最好的竹园，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我们，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一九四九年五月，我的舅舅突然当了华县城关区的副区长，人们都不解，这个土农民，怎么一下当了个共产党的大干部。直到这时我们全家才知道，原来他是个忠实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当副区长几个月后，他就深深感觉到由于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工作起来比较吃力，于是就干脆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回家当农民种地的请求，组织多次挽留未果，给他提出带薪回家的建议，也被谢绝，最后他只要求组织给他订一份陕西日报，以便他学习文化、了解时政。回到农村后，他把自己以往所有的历史全部尘封了起来，重新回归了自己普通农民的身份，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终老。

直到后来，才知道舅舅原来叫张福寿，他一生共育有五个子女且全部都在农村生活。

回想起这些往事，我感慨万千，更加思念我的舅舅，他为了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他是我党一个忠实的好党员，是我们学习的好前辈。我作为一个入党55年的党员，在这组葵花照片下面写下了“葵花向太阳，吾心向着党”，并写下这段回忆，以纪念他，我的黑娃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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